师傅

仙溪镇完小  邓宗平

学校搞青蓝工程，要以老带新结对学习，我成了子虚的老师。怎么带徒弟呢？我想到了自己的师傅。

三十多年前，我从师范毕业，分到了云雾山下的半山小学。这是一所简陋偏僻的乡村小学。学校挂在半山腰上，到镇上四十多里，全部是羊肠小道。学校四个班，两个老师，三十来个学生。没有住房，我就住在楼梯间的小杂物间。

背着行囊，循着山道走了半天才来到学校，就看到了师傅。这是一个矮个子的男人，看不出年纪，岁月镌刻在粗糙的脸庞上，略显沧桑疲惫。他替我解下行囊，叹了口气，说：“你怎么这么不走运呢？”我疑惑地看着师傅，希望他能给我更多的信息。师傅摇了摇头，只介绍他姓黄，就没有再说什么。

接下来的日子，我就和师傅生活在一起了。师傅教二四年级，我教一三年级。师傅说他不懂拼音，要我教四个年级的生字。作为交换，他教全校的音乐。我诧异地瞅着老师，心想：他还会教音乐？我于是特别期待听他的音乐课。师傅很久没有动静，我有些急不可耐，催问师傅什么时候开始上音乐课。师傅淡淡地说，要上的，急么子。我们虽然排了课表，但那是“拼相”（不中用的），应付检查的。我们上课很随意，这节课想上什么课就是什么课。孩子们也不用做课前准备，看着老师腋下夹着什么书，就会大声叫喊，互相知会上什么课。一天下午，师傅突然通知我把学生带到他班上，他要上音乐课。我连忙组织学生，合并到他班上，开始了新学期第一堂音乐课。师傅的音乐课令我大开眼界，他竟然教孩子们唱花鼓戏《张先生讨学钱》。师傅声情并茂手舞足蹈，孩子们咿咿呀呀有模有样，我先是目瞪口呆，然后是忍俊不禁，实在忍不住跑出教室捧腹大笑。我很诧异孩子们唱得那么自然生动，似乎音乐课就是教花鼓戏的。

师傅住校，我问过他为什么不回家，师傅不说。后来听人家说，师傅惧内。师娘怪师傅教一年书，拿不了几个钱回家，把师傅赶出了家门，师傅就以校为家。山里黑得早，所以放学就早，三点多就放学了。放学后，晴天师傅带我砍柴，雨天就去做家访。学校周围的山上我们都去过，谁家的柴我们都砍，从没有指责老师的。偶尔学生家长给我们送一捆柴来，我们一周就不要上山了。遇上阴雨天，师傅就带我家访。学生分布在周围的山谷中，最远的隔学校十多里。不知道师傅用了什么法子，每到一户，学生家长总会预先知道我们今天会到他家来，把招待贵客的腊肉提前煮好，自家酿的红薯酒烫得滚热，师傅一到马上开餐。和师傅家访是我最幸福的时刻。师傅总是劝我喝酒，夹大块的肉给我吃，我的肚子胀得滚圆。在缺衣少食的年代，没有比饱餐一顿更幸福的事了。师傅只喝酒很少吃肉，总是把有限的几块肉往我和学生的碗里夹，酒喝多了就在家长们的撩拨中唱戏。我才知道，师傅会唱花鼓戏，也会唱汉戏，既唱小生也唱老生，还会旦角。《辕门斩子》《穆桂英挂帅》是师傅的拿手好戏。师傅家访很少涉及孩子的学习，家长们也很少关注孩子的成绩，似乎把孩子交给学校就放心了。家访纯粹是串门拉家常，我觉得更像走亲访友。师傅喝高了，家长孩子都开心。

大山里的孩子是非常贫困的，交不起学费是常有的事。师傅放出口风：学费是必须交的，但柴火蔬菜楠竹杉木皮子都可以抵学费。于是一到开学，操场上堆满了这样那样的山货。有一次竟然还收到一匹黑山羊，害我给他看了一个月的羊。我终于知道师娘为什么要把师傅赶出家门了，一个月三十几块的工资换来这些东西顶么子用？

师傅干了几十年的民办老师，临近六十岁终于得到了一个转正的名额。转正要交这样那样的材料，愁坏了师傅。他摸黑回家抓了一只大雄鸡宰了（准确地说应该是偷），给我斟满一大碗酒，郑重其事地说：“一切拜托你了。”我开了几个夜班喝了师傅几瓶好酒完成了师傅重托，师傅终于成了公办教师。

师傅退休了，我也调离了半山小学，三十几年的时间里辗转了六七所学校，大部分还是乡村小学。我跟师傅一样不得志，五十几了还是一个小学一线教师。但无论处于何种境地，我都热爱教书，关爱孩子，如同师傅爱那些山里的孩子一样。

好久没有师傅的消息，两年前忽然接到师傅的电话，询问梅城的电动车多少钱一台，想买一台出去转转。考虑师傅年事已高又无驾照，我撒了一个谎，说车很贵，师傅犹豫了许久说再看看，后来不了了之。去年回老家，在路上看到师娘，询问师傅近况，却被告知师傅走了，无灾无恙，一觉躺下就没有醒来，惹我一阵唏嘘。

师傅读书不多，水平不高，但山里的孩子、乡亲却爱戴他。他就像一根横亘在悬崖绝壁间的溜索，把自己单薄的身躯拧成一根希望的绳子；他就像黎明前的一束光，让乡亲们在原始与黑暗之间得到了一丝温暖。我知道自己为何不论哪种境地都要坚守三尺讲台，因为师傅用一生的痴呆告诉我：“教书先做人。这人字呀，只有一撇一捺脚踏实地才能安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