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重臣左宗棠整顿西北茶农之制，始于1875年，废于1942年，历经60余年，挽回咸（丰）同（治）（公元1851年~1874年）年间西北年销停滞局面，并为湖南黑茶占领西北市场作出了巨大贡献。

    左宗棠生于1812年，死于1885年，汉族，字季高，湖南湘阴县人，号湘上农人。晚清重臣，军事家、政治家、著名湘军将领。自幼聪颖，14岁考童子试中第一名，曾写下“身无半文，心忧天下；手释万卷，神交古人”的对联以铭心志。道光十二年（公元1832年）中举。咸丰元年（公元1851年）太平天国起义后，先后入湖南巡抚张亮基、骆秉章幕，为抗拒太平军多所筹划。1856年，因接济曾国藩部军饷以夺取被太平军所占武昌之功，命以兵部郎中用。1860年，太平军攻破江南大营后，随同钦差大臣、两江总督曾国落襄办军务，曾在湖南招募5000人，赴江西、安徽与太平军作战。1861年太平军攻克杭州后，由曾国藩疏荐任浙江巡抚，督办军务。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组成中法混合军，称“常捷军”，并扩充中英混合军，先后攻陷金华、绍兴等地，升闽浙总督。1864年3月攻陷杭州，控制浙江全境。1866年2月于广东嘉应州（今梅县）攻来太平军李世贤、汪海洋部。镇压太平天国后，倡议减兵并饷，加给练兵。1867年，奉命为钦差大臣，督办陕甘军务，率军入陕西攻剿西捻军和西北反清回民军，镇压了陕甘回民起义。

    清代后期外国资本进入中国，欧洲工业品入侵中国市场，中国茶叶大量出口。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茶叶出口的主要途径。

    清代前期沿袭明代制度。将茶叶分为“官茶”、“商茶”和“贡茶”三种，政府组织”于陕、甘易番马“。《清史稿》卷124《食货志五。茶法》载：”明时茶法有三：曰官茶，储边易马；曰商茶，给引证课；曰贡茶，则上用也。清因之，于陕、甘易番马。“

    清代规定茶叶100斤为一引，少于百斤者为”畸零”，同时发放“护贴”。这城的茶“引”和“护贴”，均由政府有关部门管理，严票商人自行经营。“凡伪造茶引，或作假茶兴贩，及私与外国人买卖者，皆按律科罪”。

    清代后期，商人直接贩卖茶叶增加，而由政府直接控制并经营的茶叶数量减少。

    清代西北地区茶叶来源，与明代的情况大体相同。据《清史稿。食货志。茶法》记载，清代前期陕甘地区的茶叶集中和销售的基本情况是：

    陕甘发西宁、甘州、庄浪三茶司，而西安、凤翔、汉中、同州、榆林、延安、宁夏七府及神木厅亦分销焉。每引纳官五十斤，余五十斤由商运售作本。每百斤为十篦，每篦二封，共征本色茶十三万六千四百八十篦。改折之年，每封征折银三钱。其原不交茶者，则征从j银共五千七百三十两有奇。亦有不设引，止于本地行销者，由各园户纳主果，共征银五百三十两有奇。

    清代后期茶马互市以及茶叶交易得以继续进行。茶叶的主要供给地是陕西、四川和南方的部分产茶地区，而负责茶叶运输的主要是西北、山西等地的商人清代后期茶马市中的甘商分为东西二柜。据左宗棠奏《变通办理甘肃茶务疏》载：溯甘省茶商，旧设东西两柜。东柜之商，均籍山西、陕西，西柜则皆回民充商，而陕籍尤从。

    清代末期，运销西北地区的茶叶，除陕西汉中茶叶外，南方茶叶（主要包括湖南、湖北、江西以及四川的茶叶），尤其是安化黑茶，几乎占领整个市场。

    太平天国农民运动和陕甘回民起义的爆发，使西北茶叶贸易通道受阻，生意萧条，无人承领茶引，茶商拖欠课税。据不完全统计，截至清同治十一年（公元1821年），商人积欠的课税银超过40万两之多《甘肃新通志》卷22《建置志。茶法》。

    此外，外来资本利用与清政府制订的不平等条约，在各口岸大量直接收购廉价的茶叶，其中安化、湖北的茶叶由水路运送到各沿海口岸销售，陕甘地区“官茶办理甚少”，西北地区茶叶贸易难以为继光绪元年（公元1875年）,年事已高的陕甘总督左宗棠受命于危难之际，就任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同期整顿西北茶务。

    一是豁免历年积欠，消除茶商顾虑。规定“豁免积欠课银，停止应征杂捐”，见《甘肃新通志》卷22《建置志。茶法》。这一措施调动了茶商的积极性，许多商人改营茶叶。

    二是另组新柜，恢复茶销规模。左宗棠整顿原有东西二柜，又组织了新的茶叶组织——南柜。据《清史稿》卷124《食货志五。茶法》载，左宗棠“遴选新商采运新茶，是曰南柜”。南柜的茶商主要是湖南老乡。南柜在西北军政府强有力的扶持下，经营业务和规模迅速发展，主要经营安化黑茶。

    三是改引为票，严格税制。整顿茶务之前，西北地区的茶商一般靠“茶引”购买茶叶，当时规定1引80斤，茶商不受数量限制，可随意领取茶引，有的商人领取的茶引多达数十乃至上百。这样就使得茶引制相当混乱，既缺乏严格的管理，又容易偷税漏税。左宗棠改”引“为”票“，以票代引。

    四是鼓励茶商运销安化黑茶，与外商竞争。针对外商在沿海各山岸购销茶叶的现象，左宗棠经过与湖南管理当局协商，对于持有陕甘茶票的茶商运茶过境时，只征收税金2成，其余8成由陕甘都督府补贴，在湖南应解甘肃的协饷内划抵。这一措施可谓一举两得，既激发了茶商经营湖南黑茶的积极性，又解决了甘肃协饷历年拖欠的问题。

    西北茶务整顿以后，茶销业复苏，清末民初有了长足发展。仅兰州地区经营茶叶贸易的商号就增至40余家，所发茶票逐年增加，每年经销的茶叶多达数百万斤（李万禄：《西北茶马市与马合盛茶号》载《兰州文史资料选辑》1984年第2辑）据不完全统计，光绪八年（公元1882年）第2案茶票的发行量为402张，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第8案茶票的发行量增加至628张，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第11案茶票的发行量增加至1855张。

    甘肃历案换发茶票数目图：

    第一案（同治十二年）835张

    第二案（光绪八年）402张

    第三案（光绪十二年）409年

    第四案（光绪十六年）423张

    第五案（光绪十八年）423张

    第六案（光绪二十四年）457张

    第七案（光绪二十二年）449

    清末民初西北地区是茶叶出口要道由此将安化茶叶源源不断地运送到西亚和俄罗斯地区。早在左宗棠督理陕甘政务时，俄罗人索思诺福齐等就曾来到兰州，向左宗棠请坟在西北地区通商，期盼两湖黑茶（湖南茶和湖北茶）销往俄罗斯。光绪七年（公元1881年），清政府同意经兰州、嘉峪关，沿古代丝绸之路将茶销至俄国。光绪八年（公元1882年）至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清政府与俄国先后订立了《伊犁条约》和《俄商借道伊、塔运茶出口章程》等，大量茶叶通过西北地区而运送至俄国。据统计，当时俄国所需的安化茶竟只占其茶量的三分之一左右。

    徐方干在《历代茶叶边贸史略》载《边政公论》1944年第3卷第11期一文中评价左宗棠整顿西北茶务时指出：

    左氏引案之制，始于公历1875年，废于1942年，其间，凡经六十余年，此种制度施行以来，乃挽回 咸（丰）同（治）年间西北茶销停滞之全局，亦即奠定六十年来西北边销茶之基础。

    北洋军阀和民国初年，中央政府对地方势力的控制力大大衰减、力不从心，对于西北地区的茶叶贸易任由地方政府管理，能做之事，只是征收茶税。这一时期，政府注重管理税收，而非直接控制茶销业。将西北茶销业纳入市场运作体系，发展了西北地区茶销业。1942年4月，国民党政府正式颁布了《茶额统税征收暂行章程》，茶叶也被列为征收统税的商品之一。按此规定，所有运销茶叶，不论品种和数量，一律从价征税15%，凡是完纳税课的茶类，可以自由运销各地，不再重征（徐方干《历代茶叶边贸史略》，载《边政公论》1944年第3卷第11期。从此西北茶销业一反统制而完全市场化运作。西北茶商激增，茶叶销量扩大，安化茶占7万多的份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