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茶为安化一大特产。早在明末清初即已畅销蒙古、苏俄和广大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它以历史悠久、质量优良而驰名中外，至今仍是有一定发展前途的传统产品。抗日战争期间，交通受阻，安化黑茶大量积压，而西北市场出现茶荒。

    彭先泽先生积极为原产地研制砖茶、解决运输困难、沟通产销渠道做出了有益的贡献。我们在安化从事茶叶工作20~30年，根据所见所闻，以及查阅有关资料，现将解放前黑茶的产销变化及黑休砖的创制经营情况，述其况概，以供研究和参考。

    饮茶可以帮助消化，有益于人体健康，这是我国劳动人民长期的生活经验，尤其是我国西北食肉饮酪的少数民族更有"宁肯三日无粮，不可一日无茶"之说。但是西北并不产茶，这种日常生活必需品，必须依靠西南及东南部产茶区供应。

    安化黑茶，是供应西北市场的主要来源，迄今已有400多年的经营历史。古时由安化至西北交通困难，茶商贸易一直由山西、陕西、甘肃以及本省的资本家分别组合经营，属于本省者称"本帮"，来自外省的叫"外帮"，或称"客帮"。其中以山西的资本雄厚，首屈一指。茶商纳税认领引票后，来安化设置茶号采办黑茶。引票有"引引"和"甘引"之分，一般"革引"约占3/4，最盛时期，从小淹到东坪沿资工一带，有茶号200多家，大都集中于小淹、边江、江南坪、黄沙坪，酉州、桥口、东坪等处，其中采办黑茶的占1/2左右。咸丰二年(公元1852年)太平天国起义，因交通受阻，茶运停滞。至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西北茶叶停运达10年之久。同治十三年(公元1874年)以后，西北战争平息，左宗棠改以票制取代引制，茶叶销售遂逐年增加。自光绪中叶至民国初年，每年运销西北黑茶达2000引以上，每引老秤6000斤，约合120000多担。最高年产传闻有4000引之巨。在这段时间，资水沿岸茶园密布，生产发展较快，就茶叶发展及茶规石碑考证，东坪以下当时为黑茶区。大农户年产黑茶40~50包，每包净重25斤，小农户也能产一两担。每到新茶上市，各地茶商云集，茶区经济活跃，到处呈现着一派兴旺景象。

    1936年，各地茶商来安化采办黑茶的尚有90余家，其中仅江南坪就达43家。年运销"陕引"和"甘引"共1036票(每票40大包，每大包重125斤)，花卷31620支(每支重千两，合72.5斤)，蒲包5899包(每包重125斤)，3项合计为8万担左右。同时，每家茶号，平均雇请当地男工有100余人，女工200余人，合有男女工人5万余人(见湖南省第三农事试验场刘凤文《安化之茶业》调查报告)。因此茶工广泛流传着"三个月茶阳春吃一年"的说法。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以后，茶叶生产急剧下降，黑茶产量减少到400引与800引之间，而且大量积压，无法销售。到1941年年产仅17400担(见《湖南经济》第一辑资料)。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对茶叶生产不仅没有采取恢复措施，反而，压级压价，苛捐杂税，不一而足;买办洋行又互相勾结，操纵垄断，造成了层层剥削、事事榨取的局面。特别是《中美商约》的签订，阻碍了茶叶外销，边销亦无路可走。以致担茶不如斗米，迫使茶农挖茶蔸、毁茶园，改种其他作物。全县80%的茶园荒芜，茶叶生产一落千丈。到1949年解放前夕安化仅产茶47000余担，其中，黑茶30000担左右。茶叶衰败已达极点。

    安化黑茶长期以来只能作为原料，用篾篓踩成160斤的大包，顺资水而下，过洞庭，经武昌，再逆汉水而上，辗转运输，才到达陕西的泾阳压制成砖，然后以兰州为集散地，销售于陕、青、宁、新等地。抗战期间，运输阻塞。虽有少数商人设法从襄河北运紫荆关，再转折运到泾阳加工，但崇山峻岭，路途艰险，有三四年尚未运到者。即或运到一点，也是杯水车薪，不能满足西北市场需要。如果改由湖南人川，经广元，褒城进陕，路程既远，而时间、费用两不划算，以致茶商裹足，相继停业，造成了泾砖毛茶原料中断、西北市场砖茶奇缺、而安化黑茶又大量积压运不出去的严重局面。如1939年至1942年，安化境内4年共积压引包1500来引，花卷20000担，引茶原料12000多包以上。这种产销脱节，是造成生产日益萎缩、茶叶经济大受打击，茶农生活痛苦不堪的生要原因。

    1938年2月，当时在汉品的部分安化人士曾向国民党政府财政贸易委员会及中国茶叶公司提出了"请以政府力量，增进安化黑茶生产，以苏民困，而利抗战"的建议，在有识之士的推动下，对黑茶经营引起了重视。1939年3月，乃有湖南省茶叶管理处成立，刘宝书任处长，彭先泽为副处长，负责办理茶叶贷款、监督产制，收购运销及出品结汇等工作。彭先泽系安化小淹人，早年留学日本，赴日前夕，其父彭国多嘱其学农，研究茶叶，以期对我国茶叶事业有所建树。但是日本当时并无茶叶专业院校，虽有几处茶叶研究机构，外人也不得其门而入，是以入东京农学实科及九州帝国大学农学院，专攻稻作。回国后，先后在江苏省立淮阴农校、湖南修业农校、国立浙江大学农学等处任教九年，所编著的《稻作学》经全国大学丛书委员会审定，列为大学丛书之一。

    彭先泽农学知识丰富，对乡梓的茶叶事业又十分关心。他在襄理处务期间，以安化黑茶压砖问题，向各界人士进行访问，征求意见，事无巨细，悉心研究。为了解救当时黑茶危机，沟通西北销区渠道，克服运输中的种种困难，他认准只有在安化产区就地压制砖茶，才是唯一途径，也是提高黑茶品质、发展地方经济、保证边销的必由之路。

    1939年8月，乃呈文省建设厅，并拟具计划，力争在安化设厂就地压造，同年12月获得省政府委员会常会通过。于是筹措经费，收购毛茶原料，在湘潭定制手摇螺旋压砖机，并选定租用江南坪的"德和庆记"茶号为厂址。与此同时，还进行了黑茶砖的压制技术、茶机安装和人员训练等一系列问题的研究和准备工作。

    早在清末民初，小淹、江南一带茶商也曾有人仿效泾阳砖的生产方式试压砖茶，但没有成功。于是众说纷坛，总之一句话，"在安化不能压砖"。彭先泽科学地分析了上述情况，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和依据。撰写了《辟在安化不能压砖》一文，公诸报端，深得各方人士关注，纷纷来电来函支持。1940年3月，正式开工试压，在彭的主持下，通过切磋技艺，反复试验，终于获得成功。样砖寄重庆中国茶叶公司检验，认为"堪合俄销"。8月1日遂与中茶公司湖南办事处签订首批砖茶2000箱的合同。11月如约运抵衡阳。复经经济部商品检验局衡阳分处鉴定，认为"砖茶水份和灰份均合法定标准"，并填发了出口证书。

    安化黑茶砖试压成功，不仅解决了当时黑茶滞销困难，而且也是安化黑茶生产历史上一次技术大突破。从此结束了长期以来黑茶产于安化而成砖于泾阳的不合理的落后局面。1941年，由于发展与俄换货贸易，砖茶生产改归建设厅领导，更名为湖南省砖茶厂，彭先泽继任厂长，于是加赁"德和俊记"及"德和云记"两茶行，同时增设桃源分厂(1943年改为工作站)充实设备，扩大生产。同年7月，第一批砖茶10万片运抵兰州后，获得各方好评。安化黑茶砖产销首战告捷，从此驰名于西北各省。

    1942年中国茶叶公司派总技师李厚徵来湘考察。当时湖南省砖茶厂初具规模，生产逐步发展，销售市场广阔，加以太平洋战争发生以后，海上交通断绝，国内红、绿茶生产萧条，乃建议该厂由中央与地方联合经营。次年5月，经湖南省政府同意，签订合约，决定由中国茶叶公司与湖南省政府合办，改名为国营中国茶叶公司湖南砖茶厂。股金按二比一集资300万元(中茶公司占200万元)，厂务仍由彭先泽主持。

    改为国营以后，资金较前充裕，乃扩大产制业务。于是江南坪的总厂厂房扩充到九家茶行，分设12个工场，压机由6部增加到50部，延聘复旦大学茶业系及修业农校茶科毕业生多人，以充实技术力量。为适应边销与外销需要，次年10月增设酉州分厂，大量进行压制。1943年，为完成俄销砖茶任务600万片，由中茶公司一次向茶农贷款7000万元进行扶植，到年底共收黑毛茶61300百余担，投放资金达1000万元以上。

    安化黑茶砖创制成功后，由于经营有利，一些私商纷纷设厂压制。1946年酉洲设立华湘、华安砖茶厂，1947年4月，由官商合资成立安化茶叶公司，分别在小淹、东坪设立制茶厂，江南坪开设私营安太和天泰庆砖茶厂，1948年原制小型京砖(即斤砖)的两仪茶厂和原制红茶的大中华茶厂也改压黑茶砖。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营砖茶厂停业，由省农业改进所安化茶场成立砖茶部。1946年8月，又改为湖南制茶厂，以生产黑茶砖为主，实行官商合营，安化茶场并入该厂作为研究单位。从此以后，安化的砖茶改进事业，却变成了官商争压利润的角逐场所。

    安化黑茶砖的创制成功，不仅改变了茶叶的生产局面，而且对发展山区经济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据有关资料统计，由彭先泽参与工作的几个厂子，从1939年至1948年10年时间里，共收购黑毛茶181370担，压制黑茶砖4441209片;商营砖茶厂从1943年至1948年6年时间，共压砖2235122片，这于战后农村也不无裨益。

    彭先泽除从事黑茶砖的研制获得成功外，还为了打开西北市场渠道，考察运输路线，自1941年起曾两度前往甘肃、兰州实地调查，并与甘肃、蒙古和苏俄代表签订了供货合同，写出了名噪一时的《西北万里行》一文，在《湖南砖茶》季刊上分期发表，1948年前后，还陆续出版了《茶叶概论》、《茶叶行政》、《安化黑茶》和《安化黑茶砖》等著作。